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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言情《慢递》是作者“候青禾”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,抖音热门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,主要讲述的是:六点过十分,天已经灰透了。路灯一列一列地亮起来,把落光了叶子的行道树染成一种发冷的黄。我抱着一只旧纸箱在路边走,手机贴着耳朵,同事在电话那头说:“你看一眼群里,修改意见贴在置顶了,明早要。”我说知道了,挂掉电话。快递站门口停着一辆电动三轮,车斗里码着几个大件包裹。我用胳膊肘顶开塑料门帘钻进去,门帘的塑料条打在肩上,凉一瞬,又弹回去。快递站不大。左手两排铁货架码到天花板,右手一台快递柜嗡嗡响着,柜顶...
《慢递》精彩片段
六点过十分,天已经灰透了。路灯一列一列地亮起来,把落光了叶子的行道树染成一种发冷的黄。我抱着一只旧纸箱在路边走,手机贴着耳朵,同事在电话那头说:“你看一眼群里,修改意见贴在置顶了,明早要。”我说知道了,挂掉电话。
快递站门口停着一辆电动三轮,车斗里码着几个大件包裹。我用胳膊肘顶开塑料门帘钻进去,门帘的塑料条打在肩上,凉一瞬,又弹回去。
快递站不大。左手两排铁货架码到天花板,右手一台快递柜嗡嗡响着,柜顶摞了两只塑料筐,筐里塞着未扫描的单据。空气里是纸壳和透明胶带的味道,混着隔壁小饭馆飘过来的葱油香。站长坐在柜台后面,正给一件包裹贴面单。他四十多岁,头发剃得很短,鬓角推得干干净净,穿一件深灰色劳保夹克,拉链拉到胸口。手里的胶带“呲啦”一声拉出来,手指一压,用指甲一划,撕断,再抹平。动作快,麻利,像是做过几千次的习惯。
“寄什么?”他没抬头。
“三本书。”我把纸箱放上秤台。
他这才放下手里的东西,走过来揭开箱盖。三本书摞得整齐,最上面那本是《人间草木》,封面卷了角,书脊的胶已经泛黄。他伸手拨了一下书页,没说话。然后他从柜台下面扯出一卷气泡膜,把三本书裹了两层,放回纸箱,横竖封了两道胶带,压平。
“十一块。”
我扫了桌上的收款码,手机屏幕递过去,他点了点头,把纸箱放到脚边的待发件区。
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牌子。
它立在柜台靠里的位置,挨着一个笔筒,不大。白纸板,黑色记号笔写的字,一笔一划,像照着什么字帖描过:
慢递服务——写给未来的信,一年后寄出,五元一件。
我看了一遍。又一遍。“一年后寄出”这五个字,在嘴里含了一下,没有出声。
“这是什么?”我问。
站长正低头拆下一件包裹,他抬了一下眼皮:“慢递。”
“写给未来的信?”
“嗯。”
“写了地址投进去,一年后寄?”
“对。”
“要是收件人搬家了呢?”
“所以你写地址的时候想清楚。”他说。
我站在那里,看着那块牌子。白纸板干干净净,边角没有卷翘,应该立起来不久。五元一件。底下没有电话,没有二维码,没有“详情咨询”。五块钱,请别人替你保管一封一年的信,这生意怎么算都不划算。
“信放哪儿?”我又问。
他放下手里的活,弯腰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纸箱。那纸箱比装书的箱子大不了多少,黄褐色瓦楞纸,四边透明胶带封得严实,顶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,边缘毛茸茸的,有些灰。口子旁边的纸板用记号笔写着“慢递”两个字,和牌子上的字一样,横平竖直,很认真。
“投这儿就行。”
“没人检查?”
“没人。你自己写,自己投。”他说完,顿了一下,“你是第一个。”
我把视线从纸箱上收回来。这家快递站我常来,站长说话从来没超过十个字。他说“你是第一个”的时候,语气和说“十一块”没有分别。但那一刻,我觉得面前这个沉默男人做这件事是认真的。
“我想写一封。”我说。
他看了我一眼。比之前多看了两秒。然后他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白信封和一张A4纸,又在笔筒里抽出一支圆珠笔。笔杆透明蓝色,笔帽发黄,笔尖挂着一小点干掉的墨。他低头在废面单上试了一下,画了一条线,颜色很浅。他皱了皱眉,换了另一支圆珠笔,又试了一下,墨色浓了,这才递过来。
“背面没写过,不脏。”他把纸和笔放到柜台上,推了一下。
我拿起那张A4纸。正面干干净净,翻过来,背面也干干净净。我捏着圆珠笔,在纸的最上方写了一个“你”,然后停住。
本来想写“你还好吗”,这四个字太客套,像群发的新年短信。又想写“你还在这个城市吗”,话太重,好像现在的自己在急着离开。笔尖在纸上顿着,渗出一小点墨水。
我又想起上个月某个凌晨,我从公司出来,打车,司机问“这么晚才下班”,我说“还行”。那天晚上特别冷,我坐在后座,暖气吹在脸上,司机没有看我,后视镜里只有他半张脸。我想了一年多,很多事都没想明白。
笔尖落下去,在“你”字后面接了一行:
“你还在加班吗?”
六个字。没有句号,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添了个问号。很普通的一句话。但落笔之后我看着它,忽然觉得这六个字比刚才想写的所有废话都像我。
我把信纸对折两下,塞进信封。信封正面是标准邮寄格式,我填了自己的名字,写到地址那一栏时,笔停了一下。
写公司,还是写家里?
如果是公司,一年后我大概还在同一个工位,信会被放在前台,和快递堆在一起。如果是家里,门卫会把它夹在信报箱里,可能压在一堆物业通知单下面。
我最终写了家。最稳妥的地方。
填完邮编,我把信纸塞进信封,抬手去拿柜台边上的胶水。站长先一步伸过手,把信封拿了过去。
“先别封,我看一眼。”
他举着信封,对着头顶的日光灯,眯着眼看。日光灯的冷白从牛皮纸背面透过来,只能照出一个薄薄的方形的影,确认里面确实只有一张纸。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信封正面,那串地址上。看了两秒,把信封放回柜台。
“行,粘上。”
我拿过那支胶水棒,沿着信封口抹了一道,压紧,又用指腹把边角按了按。
走到纸箱前面。开口不高,大约到我胸口。我捏着信封,手在箱口上方悬了一下。心里忽然有点郑重。这种郑重没什么来由,像往河里扔一枚硬币,河神当然不会出现,你只听到一声响,然后什么都沉下去了。
我把信封竖起来,顺着那道长方形口子慢慢放进去。
信封落下去,很轻的一声。“噗。”像一片纸落在平整的箱底。
我从口子往里看。白色信封安安静静躺在箱底。旁边没有别的信,底下没有灰,干干净净的。
“五块。”站长说。
我摸了摸口袋,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元纸币。下午在便利店买水找的零。我把它叠了一下,塞进柜台上的铁皮饼干盒里。铁皮盒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响。站长没有看那个钱,他的目光在纸箱上停了一瞬,然后垂下去,继续整理手里的面单。
“今天寄的,明年今天能到?”我问。
“嗯。”
“你不写个单号吗?”这句带着点玩笑的意思,但也不全是玩笑。
站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挂历,快递公司发的那种,封面印着网点名称,边角磨毛了。他翻到明年十月份那一页,找到一个日期,用圆珠笔在格子正中画了一个圈。
画得很慢。一笔。首尾相接。
他合上挂历,放回抽屉里。
“有单号。”他说。
我没再问什么。掀开门帘走出去。风比来时大了些,街对面小饭馆的招牌亮了,把路面映出一层暖橙色。我走了几步,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。
透过快递站的玻璃门,站长把纸箱搬了起来,放到柜台后面的货架最高一层。他踮了一下脚,把箱子往里面推了推。然后退后半步,仰着头,看了那个纸箱一眼。
大概看了三秒钟。
然后他回到柜台,坐下。
我在路灯底下站了一会儿。风从领口灌进来,凉飕飕的。我开始往回走。走到一百米开外的路口,又折了回去。
门帘再次被掀开。站长抬起头,手里的活没停:“又落下什么了?”
“邮编我忘了写。”我走到柜台前,拿起那支圆珠笔。信封角落有一排小格子,印着“邮政编码”。我之前在地址末尾写过数字,但那个格子里是空的。我重新描了一遍邮编,一笔一画,写清楚。放下笔的时候,又看了一眼封面。我的名字,我家楼栋的地址,邮编,都在。像一封真正的信了。
“明年没收到,我来找你。”我站到门口,扶着门帘,风从缝里钻进来,声音被扯得有点散。
站长手里的胶带响了一下,停住。他看着我,安静了一两秒。
“不会的。”
他说。这三个字和他平时说话的语调一样,不高不低。但那晚我走出去很久,一直在想他说这三个字时的表情。
走到小区门口,手机亮了一下。女朋友发来一条消息:“晚上回来吃吗?”
我在路灯下站住,打字:“回来了。今天不加班。”想了想,又把“今天不加班”删掉了,重新打了四个字:“在路上了。”
发出去。屏幕暗下去。
门口有一棵香樟树,这个季节叶子还绿得发沉,风一翻,沙沙沙。我在树下站了片刻,跺了跺鞋底的灰,拉开门进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