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天前,我在车间吐得直不起腰。
厂医递给我一根验孕棒。
两道杠。
我捧着它看了很久,心里又酸又甜。
我和周砚川太穷了。
可那天回家的路上,我还是偷偷看了一路童装店。
连孩子长得像谁,我都想好了。
直到厂医告诉我,我长期接触化工原料,孩子有畸形风险,最好做进一步检查。
“三百块,不能再省了。”
可我和周砚川全部的钱加起来,也只有十九块。
房租还差一千二。
他说自己发着高烧,工地却不肯请假,今天还要扛够两百袋水泥。
我摸着小腹哭了一夜。
天亮后,我向工友陈姐借了十三块,走进城中村那间没有招牌的小诊所。
药只要三十二。
没有检查,也没有病历。
头发花白的女医生只看了看验孕棒,问我:
“确定不要?”
我哭着点头。
药咽下不到十分钟,周砚川的电话便打来了。
他说他不穷。
他说他是首富周家的独生子。
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日子,只是一场测试。
“所以,你没有发烧?”
我开口时,声音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。
周砚川笑了一声。
“假的。”
“我爸说,男人一旦病倒,最能看清身边的女人。”"